廣州的午後,天氣悶得出奇,估摸著隨mSATA時都可能會有一場暴雨,阿俊拖著小貨車在十三行路上健步如飛,這個穿著拖鞋和短褲的少年光著膀子,與西方油畫中十三行時期的碼頭勞力們出奇神似。
  行走在這條古街之上,記者不禁慨嘆,經過兩場大火後,當年十三usb行鱗次櫛比的洋行與商館早已灰飛煙滅,如今這裡林立的服裝大廈已完全沒有了歷史的記憶。
  不過,在老廣眼中,十三行乃至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記憶已經深深地沉澱在了每個廣固態硬碟東人的血液里。真正支撐著廣東特別是廣州成為千年不衰商埠的決定性基因不是政策,不是區位,而是無數如阿俊般奮力闖世界的打拼者,是南粵兒女努力開拓、開放包容的商業精神。
  ●台東民宿南方日報海絲採訪組/本版主筆 鐘嘯
  創國際隨身碟社區促“華洋融合”
  拐進黃埔古村的大牌坊,記者足足走了20分鐘還沒繞完整個村子,沿途古巷寬闊,村子呈平面網格佈局,錯落有致。
  “老村更大,各種生活設施一應俱全。”當地老者向記者表示,清代的黃埔村繁盛一時,村中大道上華洋雜處,儼然是一座“國際社區”。如今,雖不復當年盛況,但旁邊的一座座宗祠卻依然留住了點滴餘味,供人神往這座老村當年的輝煌。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清廷規定“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貿易。”後《防範外夷規條》又得乾隆批准,粵海關自此成為了清政府批准的能與各國外商通商的唯一口岸,“一口通商”時期自此開啟。
  廣東十三行眾行商們的努力在這一背景下不斷放大,催生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盛放年代。廣東經濟也在那時得到空前發展,經濟成就一舉超越過去2000多年。
  “當時有句話,‘銀錢堆滿十三行’,是何等盛景。1820年時,十三行商人伍秉憲資產達2600萬銀兩,堪稱世界首富,這筆資材在當時相當於50億美金。”中國外貿史專家、中山大學歷史學教授黃啟臣翻開厚厚的資料,向記者講解道,“一口通商”固然是廣東外貿在當時井噴式發展的重要原因,但十三行行商們的努力也同樣功不可沒。
  更難能可貴的是,十三行行商還為後世留下了促進中西方交流的佳話,這也促使廣東成為了多文明交融的勝地。黃老先生笑稱,大家如果合理想象一下,就能描繪出當時廣東街頭的一幅華洋交融的盛景。大街上時而走過一個個身著洋裝、腳蹬皮鞋的華商,他們戴著眼鏡,手持拐杖,輓著身著洋裝的妻女。而在洋行會所中,西洋音樂繚繞,中西商人一面享受西式下午茶,一面談生意。“康熙皇帝本人就很喜歡西方文化,他不僅自己服用西藥治療心臟病,還請西方傳教士教兒子音樂,而這方面的人才和技術都是通過十三行引入的。”
  其實,廣州這番中西交融的盛景在歷史上早已有之。盛唐之際,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廣州就匯聚了各路外國商人。行走在今日廣州市的越秀區光塔路一帶,記者還時而能從老街坊的口中探聽到這裡蕃坊林立的歷史。
  坊內阿拉伯人、印度人、南洋人各自為治,各種生活傳統交流並包,傳承不歇。對此,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談》一書中就進行了記載,雖然政權更迭,宋代仍因襲唐制,廣州蕃坊的“國際化”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從這一階段開始,中西方生活方式、宗教文化等的匯流也日漸加速。從消費香料習慣的傳入到南海神廟“祈風”習俗的融合,處處透露出了這一趨勢。
  黃啟臣認為,從這個角度來說,廣東在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過程中的經濟意義巨大,但它在中西方社會交流、乃至文明融合中所起的作用卻更是不容忽視。
  與東南亞交往源遠流長
  粵海關前,數位負責“丈量船隻”的海關官員根據外商貨船的長寬尺寸劃分等級,再由身邊的同僚完成“計核船鈔”。隨後,中國官員們為外商們“饗以牛酒”,以示“懷遠柔夷”。廣州海關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為記者講解了眼前這幅當年粵海關驗船的場景。
  在他看來,濃重的商業精神成為廣東數千年一直充滿活力的關鍵。特別是我國與東南亞地區間保持了幾個世紀的“和平貿易”,在中外歷史上都被傳為佳話,廣東這一門戶港所發揮的作用功不可沒。
  “好多人話(說)十三行是閉關鎖國的產物,我唔(不)信。”清代十三行天寶行的後人梁承鄴老人每每談到人們對廣東十三行的“誤解”都頗為不滿,在與記者交談的過程中,他的情緒時而有些激動,“其實當時的政策針對的是歐美等西洋商人與我國的貿易,但對東洋、南洋商人完全沒有限制!”
  實際上,史家此前也已有充足記錄支持梁老的觀點,清代關閉三海關,只是針對英國、荷蘭等西方國家,而中國與日本、朝鮮,及東南亞各國的交易並未受到管制。同時代,中國商人主動出海與東南亞諸國的貿易更是繁盛。時至嘉慶二十五年(1820)前後,我國駛往東南亞的帆船多達295艘。
  而從歷史上來看,我國與東南亞諸國間的貿易源遠流長,其中又以廣東地區與該地區間的交往歷史最為悠久。距今5000年到3000年時,在廣東東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陽平原上,就形成了以陶瓷為紐帶的貿易交往圈,廣東與東南亞諸島間的貿易初步成型。
  時至兩漢,隨著中國版圖向南擴展,政府對與周邊各國的貿易倍加重視,在今徐聞“置左右侯官,在縣南七里,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
  唐宋時期,我國與東南亞地區的貿易更是飛速發展。自中唐起,我國的棉布、瓷器、桂皮等商品源源不斷地流入東南亞,而當地的燕窩、蘇木、番銀等物品也通過廣州、廈門等地運入中國。無形中,海上絲綢之路將東南亞的經濟活動組織了起來,推動了區域經濟佈局的形成,而始終面向南洋市場的廣州也成了中國與該區域貿易的中心。
  即使到了清朝,中國與南洋間的貿易也未曾受到影響,兩地間上千年的“和平互利”交往史也因此被傳為佳話。
  大港也曾幾番沉浮
  行走在廣東省博物館中,就仿佛走入了嶺南文化的悠長歷史,而這其中有大量展品都與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廣東歷史文化陳列”的第二篇“揚帆世界”更是著重介紹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歷程。滿載瓷器的廣船,精美絕倫的廣彩、廣雕及風靡一時的外銷畫,每一處都在述說著廣東的開放與包容。
  “我不認為廣東或廣州就是唯一的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但廣東特別是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過程中的地位絕對是獨一無二的。廣州港口的發展持續了2000餘年,歷久不衰,這就是在全世界的港口中也是比較少見的。”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教授趙春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格外肯定地表示,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了難能可貴的“延續性”。
  許多人談到海上絲綢之路都會援引《漢書·地理志》中的記載,回望漢武遣船自徐聞、合浦出航的歷史。但其實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廣東就有居民出海的記載。
  時至盛唐,廣州更一躍成為嶺南最大中心城市和全國外貿中心。唐政府更直接在廣州設置了市舶使(院),初步建立了國家垂直領導、集中管理、壟斷經營的全新機制,成為後世繼承和借鑒的經營制度。
  而尤能說明廣州對外貿易經久不衰的並非是順境時的榮耀,而是在競爭中的雄起。“人們通常認為元代廣東的廣州海外貿易不及附近的泉州,實際上在元後半段,廣州已逐漸趕超了泉州。”黃啟臣專門對這方面進行了研究。
  元初,廣州海外貿易受戰爭重創。但在元二十三年,廣州就重新設置了轉運市舶提舉司,三司(廣州、泉州、明州)並立的格局再度重現,泉州一家獨大的地位已開始動搖。
  到了元朝後期,隨著外貿官辦色彩淡化,普通商人恢復了在外貿中主導地位,同期的泉州卻飽受倭患所擾,廣州開始加速復興。“元代的船隻相當依賴風力,外商開船來華,到達廣州的時間比其他港口早。而返程時,如從廣州出發,又可較晚回航。這無形中減少了錯失風期的危險,也延長了貿易時間。”黃啟臣認為,除地理位置外,廣州開放寬鬆的商業氛圍也是外商青睞廣州的重要原因,“元政府一放鬆干預,就有越來越多的外商選擇廣州作為出海港和回帆地,廣州港口的地位也迅速回升,併在元末再次成為了中國對外貿易第一港。”
  物證
  蕃坊
  蕃坊,顧名思義,是“蕃人”聚居之處。唐宋時期,“蕃商”、“蕃客”的阿拉伯(大食)、波斯商賈到廣州經商小住,聚居之處由此得名。據考證,蕃坊雛形出現在9世紀,在唐朝開元之前就已出現,位於當時廣州城區的西郊,約在今天廣州市越秀區的光塔路一帶。
  岳飛家人遭流放嶺南後,其孫岳珂曾小住廣州,後來在《桯史》中對蕃坊的景象描寫道,“一蒲姓首富,居所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層樓傑觀,晃蕩綿亘,富甲一時。”上圖即為廣州鎮海樓博物館展示的“蒲氏家族墓碑”。
  左垣家塾
  走進黃埔村,沿著灣區的街巷,來到榮西里口,一連三座兩進的古老大宅氣勢宏偉,門上方橫書“左垣家塾”幾個藍色大字,雖然歷經百年依然赫然在目。這裡便是清代廣州十三行之天寶行行商梁經國的故居,現存清代廣州十三行行商所建的珍貴歷史遺址。十三行在一場大火和後來的戰亂摧殘下已經無跡可尋,倒是與十三行相距甚遠的黃埔村榮西里梁家老宅,在時代的變遷中保存下了那個年代的“吉光片羽”。
  訪古思今
  轉型路口逆勢而上
  再寫海絲發展神話
  時代在變,但在風起雲涌的國際貿易市場上,永無止境的競爭是永遠不會變的。經過了千年的奮鬥與打拼,廣東這座不衰大港仍然要在不斷自我提升中爭取著生存的空間。
  在如今這條新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上,我們再沒有此前朝貢貿易時萬邦來朝的榮光,取而代之的是與沿線各國亦爭亦合的博弈。
  眼看東南亞各國已沿著我們外貿崛起的路徑奮起直追,歐洲列強仍借力產業升級的先機保持優勢,廣東乃至全國的外貿發展面臨著一個艱苦的轉型期,對此不少人憂心忡忡。
  然而,我們再次翻閱千年曆史時,就會發現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史留給廣東最珍貴的遺產卻恰是逆境中敢於“闖世界”的那股韌性。多口相競,廣東憑著更加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奪得了“一口通商”的地位;百廢待舉,廣東又乘著全國改革開放的春風成就了“外貿窗口”的復興。
  如今,我們面對全球一體化的資源配置格局,也完全有機遇在轉型的十字路口逆勢而上,再次闖出一片天地,書寫新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另一段神話。
  口述
  “人們對十三行的誤解太多了”
  口述人:梁慶昌,黃埔村梁氏第18代後人
  “剛剛送走了幾個人,都是從海外過來的,說是要到這裡來尋根。”梁慶昌翻動著眼前厚厚的族譜向記者介紹著梁氏一脈的歷史。在這位梁氏的第18代後人看來,想要傳承下歷史,絕不能僅僅滿足於保護好眼前的祠堂,更重要的還是尋找到那份割不斷的血脈和其中流淌的精神。
  午後的黃埔古村中,恬淡非常,梁慶昌和記者漫步街頭,不停介紹著每一座建築物的掌故。看著村頭豆腐花攤檔上掛著的“古法豆腐花”的招牌,他笑了,“如果喚不回人們對那段歷史的回憶,那麼此間的古物也只能淪為以資商用的活招牌。”
  “人們對十三行的誤解太多了,對廣州的那段歷史也誤會太多了,好多人都話十三行是憑政策做事,是投機倒把的姦人,這真是太看低他們個人的努力了。”梁慶昌表示十三行行商大多起家不易,充滿了南粵的商業社會中“闖世界”的精神,這份“威水史”里浸透了他們的汗水。
  在這位當年廣東十三行天寶行的後人眼中,先祖們篳路藍縷的創業史遠比家業興盛時的故事更值得與他人咀嚼,正如他此前所說,天寶行的創始人梁經國就是不折不扣“白手起家”的。父親早逝的梁經國自小就幫助母親賣菜養家,還要回來幫助紡織,到了18歲才經人介紹以進入馮氏洋行做伙計。
  “剛進去什麼都要做,伙計的日子是很辛苦的。而讓梁經國得以出人頭地的不是精明而是誠信。有一次老闆馮氏出外做生意,一去十多年,回來的時候,梁經國一分一釐地向老闆交代賬目,分毫不差,老闆完全被他的誠信所感動,決定好好栽培這個年輕人。”梁慶昌稍稍頓了頓,“梁經國直到1808年才創立了天寶行,當時已接近50歲了。”
  而更讓梁慶昌強調的是,這批商人已脫胎於封建時代的傳統商人,他們的商業理念與契約精神在舊時代最為接近現代商業社會。
  對此,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教授趙春晨也認為當年清廷在廣州推行“一口通商”有著多重考量,並非如人們所認為的單純是政治考量。“清初,浙、閩、江、粵四地海關都是開放的,也經歷了一段自由競爭的時期,結果,粵海關的貿易額節節攀升,體現出了強勁的增長勢頭,超過了其他三家。試想一下,如果廣州的國際貿易發展不好,那麼只開放這一個口岸,肯定會給清廷帶來財政和政治上的雙重壓力,所以說當年廣州國際貿易的蓬勃發展也為其奪下‘一口通商’的地位做出了貢獻。”可以說,正是有了這批精於洋務的十三行行商的努力,中國的對外貿易才創下了歷代的高峰,無論從對外交往國家的數量上、還是對外貿易商品的種類和貿易額上,都達到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程的巔峰。
  總指揮:莫高義 張東明 王更輝 總策劃:王垂林 總統籌:郭亦樂 郎國華 陳志 張翼飛 執行:謝思佳 盧軼 金強 羅彥軍  (原標題:廣東為海上絲路貢獻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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